■陈尚君

    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在他以前，虽然主要史书有纪传、编年两体，但纪传体的体例是本纪略具提纲，列传专记个人，至于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则非反复研读史书，无法理清头绪。编年虽历代皆有其书，或过于简略，或仅及一代。唐初兴起编年体的实录，继任皇帝要为先帝一朝修实录，很好的创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难了。

    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将公元前403年到后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晓畅达的语言表达清楚，台面上的理由是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鉴，主要目的还是将这些年代重大史书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后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向民众普及的价值。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可以举出个人学养、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亲力亲为、坚持始终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机会得到这些条件，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马光始终亲自执笔，方得成功。

    司马光修《通鉴》，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稽古录》得到英宗赞许，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所谓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员，职守仅是编书。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绍。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仅比司马光小四岁，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汉史学者，宋时《汉书》经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鉴》开修，他以知曹州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因汉史有《汉纪》《后汉纪》两部编年史可为基础，《通鉴》汉代部分成书较早，因而他离开团队的时间也较早。

    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三人中年龄最小。他双亲早亡，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司马光与范镇为莫逆友，故选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马光指点他仕进不可有贪心，得以尽改旧习，专力修书十五年。其中最繁芜的唐代部分，由他专主其事。他后来奏进自己的著作《唐鉴》时，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析以义理，缉成一书。”南宋高宗通读两书，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贵耳集》卷上），即看到两者的联系与不同器局。

    刘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马光主贡举时的门生。他一生精力几乎尽瘁于《通鉴》，在书成前六年就因风挛疾去世。长编部分，他承担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部分，司马光视他为左右手。他本人从政经历几无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可惜没有传世。《通鉴》的十国部分以此书删削而成，史料价值最高。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且都进士登第，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当下手，当然是出自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景仰与信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的规划得当，掌控有方。

    今存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即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中事有涉及前后者，加注于前后事项下，然后要求“将《新唐书》《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即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分年、月、日加以编排，使无遗漏。然后再说明“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并告知唐代文献中有涉及隋前、唐后者，亦摘出交另人。还有许多细节的交待，比如一年几次改元，以何年号为准；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或“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则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间“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仍请保留。细节交待如次清楚，保证团队工作之有序进行。

    浩翰大书，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的残稿就装满两间屋子。更可贵的是，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严格为自己制定额定工作量，将范祖禹汇录的《唐纪》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规定自己每三天删订一卷，如果某天有事耽误了，后来一定要补上。他身边常常仅一老仆听候差遣，夜里让老仆先睡，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来，点灯著述，夜夜如此。为防读书时睡着，他把一节圆木做枕头，称为警枕，若困倦睡下，枕头滚动，人即惊醒。

    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草稿，无一作草字，一丝不苟。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马光手稿一份，记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史事大要，共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通篇正楷，字体规范。对此稿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或以为《通鉴》初稿，或以为删改长编供书吏誊写的提示，等等。多年持续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禆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一年是元丰七年，他六十五岁，离开朝廷已有十五年，皇帝很少催促，但他始终朝夕抓紧，终克有成。书成之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后两年即去世，真是“精力尽于此书”。

    今人作科研，喜讲团队合作。以司马光为例，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全力投入，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