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立民
      
       参观巴金故居，很多人都为多媒体室中镌刻的一段题词而感动:
      
       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巴金 九〇年七月三日
      
       这一段话，能够看出巴老爱的情怀和博大的胸怀。严格地来讲，它最初不是出自巴金之口，它源自凡宰特（另译为：樊塞蒂）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这篇不长的自传由巴金译出，收在《断头台上》一书中。由此，我想起了巴金这本绝版已久的书。
      
       《断头台上》，作为时代丛书第一种，由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1月出版。也就是说，它与巴金的小说《灭亡》同时亮相，不过，它的署名不是“巴金”，而是他的本名“芾甘”。此书只印行一版，一千册，单行本再未重印过；直到1993年它收入《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都不曾与读者再见面。巴金著译甚丰，大多数作品多次再版、重印，像《家》仅开明书店版就印过33次。如《断头台上》只印过一版的，并不太多，也算珍稀品种。
      
       在此书的卷首，不仅有《致读者》的献诗、《呈献给“吾师”凡宰特》的代序，还有巴金以本名的英文缩写L.P.K.所写的一段英文献词: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e sacred memory of my beloved comrade and teacher Bartolomeo Vanzetti,and his brave comrade Nicola Sacco,L.P.K.（试译为：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同志兼老师巴尔托罗美·凡宰特和他勇敢的同志尼可拉·萨珂，L.P.K.）
      
       不知什么原因，收入《巴金全集》时，作者删掉了这段真挚的献词，但是献词中提到的两个人，巴金却永远不能忘记。凡宰特和萨珂，出生于意大利，后在美国当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0年，他们被冤枉为抢劫犯入狱，接下来的审判，被舆论认为是因为信仰而受到的迫害，而不是公正的审判。于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展开了对这两个工人的救援，法郎士、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人都参与其中。1927年，巴金刚到巴黎时，正赶上救援的热潮，他义愤填膺，迅速加入声援行列，还向救援委员会捐款，并与凡宰特通信。凡宰特的遭遇打动了他，纯洁的心灵感染了他，为信仰而奋斗是“度过生活的最美丽的方法”的鼓励激励着他，他尊这个未曾谋面的工人为老师。萨珂—凡宰特事件，刺激巴金创作小说《灭亡》；他还说：“献给你这一本书，几年来我的血和泪都在这里面了。吾师，请了解我。”（《呈献给“吾师”凡宰特》）“这一本书”就是《断头台上》。
      
       《断头台上》是一部致敬之书，巴金向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致敬，以翔实的材料和饱含深情的文笔描写了众多先驱者的动人事迹。他说：“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1页）现实中的萨珂、凡宰特是这样的人，巴金小说中的杜大心、李静淑等人何尝又不是呢？考虑到《灭亡》和《断头台上》写作时间的重合性，特别是它们都与“吾师”凡宰特有精神上的牵系，我甚至可以说《灭亡》等巴金的几部写革命者的作品，小说里的这些革命者的精神气质来自于巴金的纪实作品《断头台上》。这部绝版已久的书，很难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然而，在研究巴金思想和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由书中《改编本书的几句说明》中可知，《断头台上》是由《革命的先驱》一书“改编”而来。《革命的先驱》为自由丛书第四种，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5月初版。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为《无政府主义者殉道的壮剧》，巴金所撰，后收入《断头台上》。第二篇是十篇《无政府主义者传略》，多为巴金和其他人的译文，因此，这本书不算巴金独立著作。但是，图书在出版流传中内容发生变化，哪怕很小的细节变化，对后来的研究者也很有价值。此书中有的附记、写作时间在后出的《断头台上》被删除，它倒是保存了该作不少“初稿”形态。
      
       这些文字带有巴金青年时代的标记，一方面能够看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所下的研究功夫，另一方面显示巴金心中的英雄情结，这些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我曾看到后来有人批评巴金的小说人物对话写得不好，经常是大段大段的倾诉。其实，看看这里面革命者的法庭演说，对比巴金小说中的人物陈词，不禁发出会心一笑。
      
       萨珂和凡宰特的冤案，在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平反。巴金一辈子都在关注他们，1932年，他还为他们写过小说《电椅》；1993年，九十高龄的他仍然提到“我的先生”，并说凡宰特的“这段话使我非常激动，讲出了我的心里话”。（巴金1993年10月3日致兰蒂尼的信，《再思录》作家版第352页）1950年，巴金在《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一文中把这段话当作自己的话，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所以，我认为它们早已融化在巴金的血液中，成为他的社会理想的形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