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阎晶明（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王雪瑛（本报记者）
      
       长篇小说是文学之重器，被视为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茅盾文学奖是重要的引导，有力的激励。本届茅盾文学奖是对新时代文学成果的一次重要检阅。嘉宾之间的对话延展出开阔的话题，从关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特色、评审标准的导向，到回溯评审中思考的问题和总体感受；从分析获奖作品的创新融合，评价获得提名的70后作家与作品，到探讨作家如何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攀登”文学高峰是有志向的作家毕生追求的境界，文学的荣光属于每一个不懈的攀登者。
      
       考验的就是作家创作的“综合实力”
      
       王雪瑛：长篇小说创作拓展着书写时代生活与历史场域的广度和深度，茅盾文学奖是国家级长篇小说大奖，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9年至2022年首版的长篇小说，从238部参评作品，到10部提名作品，再精选出5部获奖作品。请您谈谈本届茅盾文学奖的特色、评审标准的导向。
      
       阎晶明：长篇小说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界最受瞩目的创作门类之一，以长篇小说为唯一评奖对象的茅盾文学奖因此也最受文学界和社会关注。这一奖项影响力的持续增长还在于，无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不断繁盛，创作数量逐年增加，茅盾文学奖始终坚持从过去四年的长篇作品中，评出不超过5部的获奖作品。没有任何直接的或变通的“扩盘”行为。这让评奖过程更具激烈色彩，结果也引来更多关注与讨论。为什么是它们，为什么不是它们，代表了哪些趋向，体现了怎样的倡导等等。全部获奖作品以及一些虽未获奖而被关注的作品，一起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不无“残酷”的评奖过程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茅盾文学奖的知名度，成为整个评奖年度最为聚焦的文学话题。
      
       在书写时代生活与历史场域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长篇小说具有独特的优势。长篇小说考验的就是作家创作的“综合实力”。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也会把这种综合力量的体现作为重要考量标准。题材宽度、主题深度、艺术高度，它们之间形成的合力，合力形成的社会反响，都会成为评价作品成就高低的判断标准。
      
       王雪瑛：已经走过40多个春秋的茅奖，有什么关键词？有没有形成审美倾向？
      
       阎晶明：茅盾文学奖已经评过了十一届，时间跨度超过了40年。要从中寻找出关键词，既不难，也很难。不难在于，茅盾文学奖有从开始就强调的评奖标准；难在于，如何理解标准的内涵，尤其是结合具体作品去讨论和评判，并非易事。多年来，我听到关于茅奖评奖最多的词是厚重。这个厚重里，有价值观、历史观、现实性等多重要素。其次是创新，这个创新里，有艺术上的独特性，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有处理题材、体裁时的独特手法。
      
       厚重与创新，在评奖的过程中既有高度的共识，也有个人之间理解上的差异，还有逐次评奖，不断在观念上、共识上达成的突破。比如，从麦家《暗算》、金宇澄《繁花》、李洱《应物兄》、孙甘露《千里江山图》、刘亮程《本巴》的获奖中，不难感受到茅盾文学奖在坚持中拓展的广阔视野。
      
       王雪瑛：作为评委和读者，您的内心一定有着丰富体验，请说说阅读感受，对于评奖结果有怎样的感慨？反复衡量参评作品思想和艺术水平，交换各自意见的评审的过程中，您参与评审的总体感受，常常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阎晶明：体验是在日积月累的阅读基础上形成的，批评家的基本职责就是阅读，然后是选择，进而是评论。评奖是以上这些行为叠加后同时进行，而且是与其他评委在交流碰撞中共同完成。集中阅读自然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在万种左右，如加上网络文学中体量更大的长篇小说，说百花争艳都是个窄化的比喻。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获奖作品，在社会影响成倍放大的同时，也会接受更加多重和严苛的评判。这些作品就像孩子，在这一刻突然长大，走向成熟。他们前程远大，也将面临更多风雨考验。
      
       在评奖过程中思考的问题与面对的作品相关。我会去想象作家创作时的状态，他的真实的诉求，驱动力究竟何在。作家是否足够聪明，是否太过聪明。他的创作抱负究竟有多大，最终的结果与初衷之间有怎样的距离。作家对当前创作的总体走向是否敏感，他的创作是否应和着，甚至代表了其中的趋势性特征。在总体性的创作趋向中，一位作家的创作是否既体现出敏锐和感应，同时又有自己的坚持和定力。作品创作的来源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有着怎样的关联，在虚构与纪实之间，作家的处理是否得当等等。
      
       传统的根性，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性
      
       王雪瑛：“谍战文学”的故事，现实主义的写实能力，先锋文学的艺术创新，展现出《千里江山图》多元的叙事美学。《本巴》探索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文学叙事。这些茅奖作品是不是体现出当代作家对小说技法的创新融合？
      
       阎晶明：近几年来，我都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长篇小说年度论坛”，并受邀就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性特征做出年度综述。我在几个主要观点中特别想重申的是“融合”。比如，现实主义小说和先锋小说曾经处于此起彼伏、各走各路的状态，发展到今天，二者呈融合趋势。不少先锋小说家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径。中国作家正在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能够自觉地在艺术上打开格局，把先锋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艺术手法融入其中。难得的是，这种并存和融合不断呈现在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当中。以《千里江山图》《本巴》为例，作家在处理重大主题与艺术个性、历史史诗的现代性转化方面，体现出很强的融合能力。
      
       这种融合使得中国的长篇小说既具有传统的根性，又具有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性。这些小说或有地域性，或有历史感，或融入纪实性，或打通人神分界。这种既有当下性，又有寓言性，既有来自土地、历史、生活的根性，又有强烈的时代标识和作家艺术自觉的创作，正是我们期待的小说品质。严肃主题、传奇色彩、美学抱负，如果这些要素在一部作品当中同时呈现，小说的流通性、小说性、艺术价值，会同时得到提升。
      
       王雪瑛：《雪山大地》《宝水》《回响》的文学叙事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提升与拓宽。
      
       阎晶明：经历30多年不断的写作实践，杨志军的创作没有离开西北高原，没有离开那片辽阔、神奇的土地，但他也有明显的转向，以《雪山大地》为代表，更加关注人的历史，他们的青春、奉献，他们对社会、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精神上的满足。一种更加强烈的对父辈，对荒原上所有奋斗者的崇敬之情流溢在他的新作中，这是一部情感真挚而浓烈的致敬之作，也是一部主题表达上的厚重之作，又具有拓展现实主义创作疆域的创新性。
      
       《宝水》是乔叶表现新时代乡村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在叙事上具有当前小说创作的某种共同趋向，通过强化地方性而突出小说的标识与辨识度，而且与小说的现代性形成契合。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作家还把乡村写成自己的故乡或精神故乡，具有强烈的精神上的归属感。东西的《回响》写女刑警冉咚咚对一桩命案竭尽全力的调查、侦破的过程，同时展开了复杂、隐秘的人生场景。冉咚咚追查社会案件的过程，也是追问自身情感依托究竟有无的过程。在流行小说故事的引子下，作家真正关心、关注和探究的是它们产生的心灵回响。这些小说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拓展与深化。
      
       表达人民情感和体现时代艺术风采
      
       王雪瑛：从本届茅奖十部提名作品的作者来看，体现了年富力强的文坛中坚力量，标识了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延展的广阔空间，70后文学创作力量的成熟，在媒体融合时代，探索着小说创作的未来路径。您如何评价获得提名的70后作家与作品？
      
       阎晶明：10部提名作品中，有4部是70后作家的作品。乔叶的《宝水》获奖了，葛亮《燕食记》、鲁敏《金色河流》、魏微《烟霞里》，都是具有相当份量的小说，既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创作走向不断成熟，也证明了中国文学阵营中坚力量的实力。
      
       《燕食记》较好地处理了纪实与虚构、地方性与现代性、世俗生活与家国情怀的关系。小说坚持写人间烟火，大的历史似是不经意闪现，却是巨大存在。这是一部将传统题材进行当代转化，在地方性叙事中体现全局性眼光，成为有自觉的现代性追求的小说，对于如何在当今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探究价值。
      
       鲁敏的《金色河流》在绵密的现实生活书写里潜藏着戏剧性结构。人物关系构成也带有戏剧性特征，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又因种种显在和潜在、直接和间接的交错关联，构成一种网状形态。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不断推进中，小说逐渐引出一个严肃主题：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灵和精神的光泽？这既是义利关系的考量，也是对精神品格的淬炼。小说里的典型人物身上体现着美好心灵和价值理想。可贵的是，这种表达是通过人物故事的发展，丰沛的现实细节自然引出的，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
      
       魏微的《烟霞里》是其创作历程中的重要收获，也是过去一年被谈论较多的作品。这是一个小人物的编年史，也为一个大时代作了记录。人间烟火的挥之不去中，更可见时代风云的潮起潮落。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时代的沧桑巨变，如何恰切地结合为一体，需要小说家有清晰的构想，更需要高超的技艺。魏微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较好地实现了创作目标。在经过不惑之年的人生历练，70后的小说家们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社会责任感与个人艺术追求并进，充分地体现在作品中，他们的未来值得期待。
      
       王雪瑛：在媒体融合、短视频风行的文化生态中，您如何看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面临的挑战？
      
       阎晶明：基于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作家在创作中需要在形式上增强可读性，内容上增强创新性，在语言精简化等方面吸引更广大的读者群体，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同时凸显时代主题，保证文学本身的高质量，作家始终需要注重提高文学作品的完成度，在追求数量的同时保证质量。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促使作家要进一步提升民族国家意识，通过文学来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王雪瑛：作为多年来深入当代文学现场的评论家，您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期待？茅盾文学奖，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不是有着重要意义？
      
       阎晶明：茅盾文学奖最根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优中选优的评奖，倡导作家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大作品。大作品应该具有更多全景式反映一个时代生活面貌，呈现一个时代发展趋势，表达一个时代人民的情感、观念变迁，体现一个时代艺术风采的作品。要出大作品，这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关切，更是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
      
       近年来，中国作协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作家“深扎”，创作展示时代变革的作品。尤其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出，有力地促进了作家深入生活、投入创作的积极性。我们的文学评奖，也都会把反映现实题材创作，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评奖的原则，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当然，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都可以成为创作的题材，但最后要表达的主题，一定是要给社会提供精神资源，其内在精神是昂扬向上的。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对创作题材选择的强调，更是对作家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期待与评判，只有这样，作家才能真正肩负起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