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伟
      
       《金史》是元末纂修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全书共135卷，附《国语解》1卷。从体量来看，它在宋辽金三史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在编纂质量方面素有“良史”之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云，“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与之相对的，便是《金史》纂修所展现问题的空间亦比较有限。不过，随着清代以来学者的接续努力，问题逐步浮现。系统校勘《金史》工作，始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成于清末施国祁耗毕生之功著成《金史详校》（10卷），是为校勘学的杰作。施国祁总结了《金史》“总裁失检”“颠倒年月”“附传非例”等十八种问题。迨至民国时期张元济百衲本《金史校勘记》再度提升品质。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修订本（2020年）遵循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全面校史，最终形成了今天最便于利用的《金史》版本。
      
       有了这些杰出的成果，是否就究极完备了呢？我想说，目前，关于《金史》最基本的取材、版本流传、整理校勘等关键性问题，尚有值得反思与探讨之处。而对于过往“校勘记”的检视，正是切入以上问题的关键角度。
      
       先举两个例子，至正初刻本《金史》卷一二八《循吏传》中“河津縣鼎臣”被点校者误改作“河津孫鼎臣”，他们根据的其实是南监本，是因该版本不识“县”这个罕见姓氏而妄自改字。《金史·地理志》“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之辨，点校本直接采用施国祁的意见，径改正文，这些都是校勘记的失误。
      
       我在标题里给“金史”打引号，也是为了提醒大家，于史文之外，还要多关注校勘记，要认识到你读的这个史实际上不是一部单纯的文献著作，书中含有很多极精细的研究，凝聚了历代学者的心血。
      
       “单线发展”的《金史》版本
      
       现代古籍整理的规范，一般遵循陈垣先生“校法四例”的原则：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工作流程遵循选择底本（工作本），选出数种参校本，再结合本校、他校等方法展开。
      
       我们先来谈谈版本的问题。一部著作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版本多元，也就是有不止一个来源，如《圣武亲征录》《南村辍耕录》等。遇到这样类型的古籍，就应在坚持底本原则的前提下，互校诸本异文，虽然要取最优者，但是他本讹字仍有体现版本流传线索与分化系统的价值。
      
       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一本祖本和其他衍生版本，如《金史》《辽史》等。也就是说，其版本情况是一种单线流程，需要充分尊重初刻本或最早期版本，而对后期诸本谨慎利用。
      
       学界以往对于《金史》版本传承关系的认知是：至正初刻本→嘉靖南监本→万历北监本→乾隆殿本→道光殿本→江苏书局本。南监本流传很广，但这个版本到底好不好呢？和初刻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呢？
      
       日本学者尾崎康认为两者是直接传承，而傅乐焕先生则认为，南、北监本为至正本的间接翻刻本，惜其未展开讨论。直到2016年任文彪博士对《金史》的版本进行全面调查，提出“南监本的异文大部分是雕刊时新出现的，而非源自其底本”，由此指向了洪武覆刻本，且该本有前印本和后印本的线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又是和姓氏有关。《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西夏栏谓大定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荣忠、枢密直学士严立本等谢横赐。”修订本新校第十九条：“罔荣忠。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西夏书事》卷三八并作‘周荣忠’。”我们通过对比可以看到，此卷百衲本影印至正初刻本“罔”字版刻极清晰，国图丙本覆刻本上这个字仍能辨认一二，再到补刻甲本、乙本的时候，字形已经模糊不堪，而南监本依据后者翻刻，结果却将这个字辨识成了“周”。
      
       实际上，“罔”是西夏常见姓氏，检本书《交聘表》大定二十年三月癸丑条“罔进忠”及十二月丙午条“罔永德”、明昌三年（1192）八月丁卯条“罔敦信”、泰和六年（1206）正月乙丑“罔佐执中”均可参证。
      
       还有不少事例可以证明，洪武覆刻本是一个“高仿”，其版本价值非常重要，它的位置当在初刻本和南监本之间。
      
       《金史》的这种单线传递形式，决定了校勘此书时须最大力度遵从祖本原貌、纠正版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而对于各种衍生版本和初刻本间所见异文，则要审慎对待。在《金史》点校过程中，傅乐焕先生的校勘尺度总体较为允当，以百衲本作为底本亦妥帖。但百衲本影印时候的描润问题比较严重，若把影印本与其所据底本覆核比堪，就能看出描润所造成的弊病。
      
       《金史》是依据《金史稿》纂修的吗
      
       那么，文献整理与正史探源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不是要有充分的研究，才能开始整理点校呢？这其实还是要因书而异。你如果整理的是大型文献，要把它彻底研究透了然后再点校的话，那可能就要退休了。
      
       而对于书部头很小的辽金元史，则可以做全面的史源研究，这于点校极有裨益。实践证明，厘清史源和编纂思路，有助于我们拿捏好文献校勘的尺度与标准，真正解释文献的问题所在。具体到《金史》，其诸表、志、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据此钩沉出文献传承的脉络，重新审查元朝史官的纂修工作，可以进一步整合出多条线索，从而深入了解《金史》成书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学界历来主张，《金史》纂修是以元世祖时王鹗所修《金史稿》为底本，其根据是《玉堂嘉话》所载王鹗《金史大略》和元初王鹗的修史活动。不过，王鹗是否真的做了这项工作呢？
      
       实际上，从当下对《金史》各部分的史源梳理来看，元末修史最便于利用的就是“金实录”，经过加工整合，分门别类，只需要将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即成；若中间经历一道王鹗《金史稿》二次改编，则颇为周折。当然这一问题远不是定论，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王鹗《金史稿》为元修《金史》蓝本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天然前提，而应视为有待验证的假说，需要拿出过硬的证据。
      
       仅就目前我们所作工作来看，可以对《金史》底本来源做出这样的判断：本纪、《世纪补》《天文志》《五行志》《河渠志》《兵志》《刑志》《食货志》《宗室表》《交聘表》及列传等均以实录为基础修成，其余《地理志》《礼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内容除了采摭专题典志文献外，也大量摘编了实录内容，“金实录”应是《金史》纂修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时时抬头看，心中有蓝图”
      
       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作的开展，在对史料渊源的探求中，诸家都在实践中逐步总结经验与教训，校勘理念日渐成熟与深化，其中“同源校勘”成为一种共识观念。
      
       孟彦弘以修订本《隋书》为例，提出“本校、他校的前提，是所校者确系同一史源。切忌用本校、他校的手段，将不同的记载‘统一’成为相同的记载。倘如此，那无异于校书而书亡了”。就《金史》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各类文献进入《金史》系统的条条路径，特别是经过史官编纂之后文本信息的讹变，揭示问题之症结，知其然且有能力解释其所以然。
      
       我们今天通过大量案例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编纂《金史》人物本传及取材，可能有以下三类模式：通检金朝实录，从中于诸臣薨年条下单独摘出附传，大致按时间编排；与此同时，根据专题分门别类，部分作成正史类传（如《世戚传》《逆臣传》《文艺传》等）和父子从传；此详细爬梳实录过程中，分条签出见于书中拟设立本传的人物诸条目，再与原有小传糅合，最后编进传文记载中。对于那些无附传且事迹较多者，同样也是诸条拼合史料，根据时间次序，最后整合出新的篇什。
      
       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史官从同一种实录条目摘抄史料时，把同名者不加辨析地分别写进本传，结果出现《金史》不同卷内容大段重复的情况。这就是在探求史料渊源中的一个发现。
      
       另外，我们在做正史校勘的时候，心中要有文献系统的意识。以《交聘表》为例，宋的《三朝北盟会编》是不宜拿来校证《金史》载双方使节情况的。因为，《金史》所本的《太祖实录》记交聘事是采据宋、金两朝文移改编，此为金朝外交文书体系；而《会编》的相关纪事是根据宋使行程录编写，史料来源和权威性值得推敲。从根本上说，这是两套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历史叙事，两个不同文献系统的史料，是不能相互勘正的。
      
       最后从文本年代的角度来看，《金史》文献的组合方式是很多元的，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很有可能被压缩，在还原祖本面貌之前，我们还要面临《金史》编纂的错位问题。
      
       总之，文献整理这类基础工作虽然是“搬砖头”的“体力活儿”，但是也要“时时抬头看，心中有蓝图”，这样才能从文本细节出发，解决有意义的历史问题，甚至对一些重大传统议题展开重新检讨。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