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胜
      
       如果把一个词比作一只捕捉到的兽，那么“任性”这个词，不管是从听觉还是从视觉去推敲，都是一个野兽鼻息很重、不友善的词。更要命的是，布罗茨基还在“任性”这个词之前加了“不”，这种否定的否定，无疑是会让愉快读到此处的读者感到突兀，眼前突然一阵晕眩，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我相信这是布罗茨基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叙述中的变奏，而叙述的变奏是为了某种真理的强调。布罗茨基所说的“不任性的灵魂”，是对奥登写诗的谦逊、语言姿态的赞美。不论是对观念的、语言的、还是情感的，“任性”都会导致一种自我的膨胀与过度，而非克制。而克制，正是奥登的伟大之处。观念的自我膨胀，会导致人的傲慢，表现在行文上就是一种自我神化，喜欢充当人类先知的傲慢。这也是奥登最警醒的部分，也是比艾略特“更谦逊”“更不任性”的地方，比如，奥登是不会写出“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这样的句子的。
      
       张新颖的《不任性的灵魂》正是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牵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卡佛、博尔赫斯、E.B.怀特等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这一群“不任性的灵魂”，克制、谦逊、中性、平静（后两种特质是以“不任性”为坐标，继续往前推衍得出的），他们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如歌德，生活上足够富裕，却选择去魏玛宫廷做公务员；如怀特，为《纽约客》专栏写作56年；又如贝理夫妇，尊重婚姻里彼此的“孤独”。孤独，其实正是阅读和写作最好的状态，也是生活的真谛所在。
      
       当作者把写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奥登眼中的歌德这篇文章的题目“不任性的灵魂”，切出来当新书的题目时，这六个字本身所含的“否定的否定”的意味就更浓了，眩晕感也更强烈了：它给读者带来一种“任性”就是“不任性”，“不任性”就是“任性”的类似诡辩论的暗示。这就好比，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或者“我不是一个杀手”，话语刚一出口，就马上具备了“诗人”或“杀手”的气质，而且越看越像——这就是语言的吊诡。
      
       细究起来，“不任性”这个集合之中，是包含了“坚持某种任性”的味道。这也是该书小引中写到的：“不任性的灵魂，同时也是任性的灵魂；没有任性，起不来，更无从再往上不任性（这一短句，也故意使用了变奏）；没有不任性，任性多半是要踏空。”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人》这篇文章。张新颖在文中梳理了艾略特在中国的接受史，其“接龙”的人物顺序依次是徐志摩——卞之琳——吴宓——孙大雨——赵萝蕤——陈梦家——穆旦——夏济安。当然，这不是一条很严谨的上下相扣的人物链条，其中存在重叠的年代时间。不过，这条闪光的人物链条及其典故，已经让我惊讶不已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新诗研究领域，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众所周知，1945年11月，以赛亚·伯林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有一次历史性的会面。虽然安娜·阿赫玛托娃早年风华绝代，他待在房间的一边，而她在另一边，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分享了唯一可吃的东西——一盘煮熟的马铃薯，伯林忍住了，不上厕所（怕打扰畅谈的兴致和节奏），畅谈了一通宵。这次会面对伯林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世界观。让后来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之后的几次见面，阿赫玛托娃突然对伯林变得冷淡。同样的，我转头一想，这其实也不用太遗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现实与想象之中，合适的时机可能只出现一次，这如禅宗机锋，神仙降临，也如恋爱中的男女突然不再相爱。我们要的任务恰恰好达成，成熟的苹果自然落地。
      
       读张新颖的《不任性的灵魂》，我能分明感受到其语言的克制、冷峻与谦逊。文中有大量的引用，评论只占了很小的部分，但是大凡有评论处，都是精当的，这种类似“注经”式的写作，也是一种克制。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批评家，尤其是传记作者，在论述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时，不管多么无意识地，都会采用他们的批评对象或传主的表达方式。简单地说，你会被你所爱的东西改变。”
      
       当然，在克制文字的背后，是一颗滚烫的心。这很好理解，每一位作家书写与自己的阅读体验有关的、世界文学史上的响亮人物，其实都是在为心中的诸神修谱（有意思的是，诸神之间还存在隐秘的连接线索），并尝试取悦他们。这哪有不激动的道理？
      
       《不任性的灵魂》这篇文章的题记部分，引用了布罗茨基写奥登一文中的句子：“我们大家内心都坐着那个长着红粉刺的青年，渴望兴奋得语无伦次。”这里，“内心坐着长着红粉刺的青年”的我们，显然是指阅读着的普通人类，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