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水运宪肯定也是唱着这首歌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要以“戴花”作为这部小说的书名。音乐往往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心声，《戴花要戴大红花》就是一首时代感特别鲜明的歌曲，对水运宪而言，在“戴花”中显然积攒了许多历史的记忆，于是他在这部小说里写了一个最爱听这首歌的小说主人公。
      
       我想先作一点历史的考证工作。“戴花要戴大红花”这首歌准确说，它的歌名应该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歌曲创作于1950年代末期，词作者王森最开始写了一首民歌，取名为“戴花要戴大红花”，民歌的最后一句为“做人要做英雄汉”，后来改为“听话要听党的话”，同时也将其作为歌名。谱上曲后，马上就传唱开了。也许是第一句特别形象生动，人们更乐于将这首歌称为“戴花要戴大红花”。现在我们重新回过头去考察新中国以后的那一段历史，就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那一段历史的主旋律其实是复调的，既高扬着“听话要听党的话”，也回旋着“戴花要戴大红花”，这两个声部又是相互应答的和声关系。“戴花要戴大红花”是民间表达拥戴和敬佩劳动模范的一种修辞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国家也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劳动最光荣，劳动模范成为了时代的新榜样。当初为了弘扬正气，都要给评上的劳模戴上大红花，从此戴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仪式。尊重劳动，拥戴劳模，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共情。
      
       《戴花》是我这么多年来读到的第一部以劳动和劳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历史复调性的基础上，真实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工人群体。
      
       小说写的是五十多年前的一家电机制造厂里的故事。十余位工业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历程。小说主人公莫正强是这个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大学毕业生杨哲民分配给他当徒弟。小说便是以杨哲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莫正强在翻砂车间当了二十多年炉工，肯吃苦，经验足。他有着强烈的劳模情结，一心想当劳模，这也成为了他行动的动力。但是他想当劳模的心愿总是遇到各种坎坷，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甚至英雄般地死在他奉献了一辈子的熔炉前。
      
       小说并不是孤立地写了一个想当劳模的工人，而是将崇尚劳模作为一种时代共情来铺展故事，写出了滋生劳模情结的社会合理性和普遍性。新中国不仅意味着推翻了旧制度，而且也在推广新思想，新思想以人民当家作主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树立新思想的行为和践行新思想的人都会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劳模便是新思想的浓缩版。莫正强正是在劳模情结的牵引下逐渐让新思想充实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莫正强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工人，还保留着许多乡村的习性，他质朴，也免不了保守；他能吃苦，却有一些小私心。难得的是，他经常会以劳模的标准来反省自己，鞭策自己。第一次评选劳模时，莫正强为了引起大家注意，便一大早提前来到车间，还让老婆将早饭送到车间来。但他从大家奇怪的眼神里感觉到这样做不妥，他由此反省到自己在争当劳模上是有私心的，“人一有私心，就会把事情做过头”。他马上阻止了老婆给他送饭的举动，但他仍然提前来车间，并逐渐将早出工晚收班当成了常态。
      
       水远宪选择一个很普通的老工人作为主角，也是颇有深意的，这既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劳模共情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传递出这样一层意思：劳模共情承载了一种民主和平等的精神以及反贵族化的精神。过去，像莫正强这样的普通穷苦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根本没有上升的空间，新中国改变了这一切，让人民当家作主，评选劳模就是为普通工人提供了一种进步的途径，莫正强就公开说：“千百万当工人的，哪个不想当劳模啊？那是好光荣的事情呢。”这句话至少是小说中的电机制造厂的实情，大家都觉得争当劳模是非常好的事情。在这里，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劳模梦。电机制造厂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莫正强渴望着戴上大红花，他说“那是一辈子的荣耀”。争当劳模对于莫正强来说就像是一个不断淬火的过程，铸就了他的一颗越来越纯粹的工人心。当他因为被钱逼得走投无路而做出丢脸的事情时，他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劳模资格，要让自己当劳模“当得干干净净”。当他看到年轻徒弟技术革新干出了成绩，又一定要把评劳模的资格让给年轻人。还要看到，劳模情结是与莫正强的工人本质相吻合的，是他工人本质的一种表征形态，劳模情结凝结着他对世界的大爱，比如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工作的车间，这里有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冲天炉，他把冲天炉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小说在描述莫正强争当劳模的过程里，也就充分展示了一位普通工人平凡而又高尚的精神境界。
      
       我在这里提出历史的复调性，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线性历史观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突出，有些作家受其约束，书写历史时很难写出新意，如果他们意识到历史的旋律是复调的，也许就能把历史的丰富性描绘出来。水运宪在写《戴花》时就跳出了线性历史观的固定思维，因此他所呈现的历史场景既真实又丰满，他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更为准确。
      
       比如他在塑造莫正强这一形象时，并没有因为要表达“劳模”的主题，就对他身上的劳模情结作线性化的书写，而是将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之中，看到历史复调性在人物身上的投射。在水运宪的笔下，莫正强像众多普通工人一样具有非常朴素的政治情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劳模情结上，也体现在他对待机电局的鲁局长的态度上。鲁局长根据当时领导干部必须下放到基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规定，被安排到莫正强的熔炉班劳动锻炼。莫正强错误理解了这种规定，于是他很苛刻地要求鲁局长做一些重体力的工作，这似乎有损莫正强的形象塑造，但它也正是历史复调的效果。从莫正强对待大学生的态度上，又能看到他的另一面。莫正强自知文化底子太薄，他并不因此而得意，相反，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文化和知识的敬重。当有大学毕业生安排给他当徒弟时，他高兴得手足无措，找各种借口要带着自己的大学生徒弟满世界走，不管见了谁就介绍这是他的大学生徒弟，“还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一副捡到了财宝的样子”。这一点其实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主题，作者通过十几位大学生分配到工厂的不同经历，表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的旋律会以另一种演奏方式回响在民间，这些大学毕业生有的捕捉到了民间的回响，有的无心辨析时代复调的音律，因而他们演绎着各自不同的命运。
      
       总之，《戴花》从历史的复调性入手，钩沉出那些被遗忘的旋律，如劳模情结，如崇尚知识。这些旋律是优美的，今天再一次听到这些旋律仍然会让我们感动。
      
       《戴花》是一部正面书写工人生活的小说。无独有偶，最近接连读到好几部写工人的小说，而且都是以过去国有企业为背景的。如李铁的《锦绣》、阿莹的《长安》、罗日新的《钢的城》。这几部作品的作者在书写中都注意到了历史的复调性。其实在几年前我读到路内的《慈悲》时就有一种惊喜之感，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工人命运变迁的故事，但作者的着眼点在工人文化上，展示出题材突破的新空间。工业题材创作曾被看成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重要风景，但长期以来，作家们似乎不再对工业题材这个说法感兴趣了。其实新中国以来的工业建设和发展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文学资源，我们却一直没有充分有效地开发这一文学资源。《戴花》等一批书写工人的小说在短期内集中涌现出来，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