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苏展
      
       新冠阳性康复者“阿芬”终于找到了工作。
      
       几天前，她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惴惴不安：因新冠病毒感染史，她遭遇了“就业歧视”，空有一身劳力却无处谋生，无奈“寄居”在虹桥火车站。此事曝光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前天，经多方相助，“阿芬”得到某快递公司的试岗机会，即将成为一名分拣员。同一天，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对于此类问题给予明确回应：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
      
       一句明确、温柔的“一视同仁”，驱散了“阿芬们”求职道路上的迷雾。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指出，遭到就业歧视的新冠阳性康复者，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人员流动性高的行业。上述岗位也是他们赖以生存之计，“但当前他们所在的服务类行业，特别容易受到疫情影响，生产活动尚未完全稳定，更难言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和未来有稳定预期，确实比较被动”。
      
       越等待越感到无奈，越处于被动，也越令人糟心。
      
       但“阿芬”始终在等待，希望有一天“阳性康复者能和正常人一样”，在求职时不会受到歧视。
      
       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有理可据，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及时回应，给予“阿芬们”一个坚定的承诺，同时也对劳务市场提出了警示。
      
       劳动者难，企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采访中，也有企业直言“不得已”的缘由：比如，如何兼顾安全和产出。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企业的防疫责任不轻、防疫成本不低。有企业班组划分为最小人数，在最小单元格内活动，严格记录行走轨迹；有工厂为员工落实点对点闭环酒店，协调核酸检测点……
      
       有企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从不追问求职者有无新冠感染史，但也理解个别企业“刻意抬高入职门槛”手势的难处，“防疫要求对企业有严格规定，企业为此也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人力和财力。一旦安全环节失守，引发停工停产并导致重大损失如何承受得起？”
      
       因此，不少专家建议，在强调法律底线、普及科学常识的同时，如何合理合情地妥善处理“就业歧视”问题，是当下各方亟需破解的课题。
      
       纵然，法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刚性手段，部分公然违法歧视阳性康复者的企业必然要为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法律之外，也需要各方兼顾情与理，更多从科学化、人性化思路和角度探寻解决之道。
      
       “我们对‘阿芬们’的遭遇感到难受，但不能止于难受。今天给她供职的企业就打了个样。上海有数量巨大的市场主体，如果每个主体能够主动妥善化解一个难题，那么这样的窘境很快将不复存在。”
      
       章友德建议，相关部门可出台一些激励政策，鼓励企业接收新冠阳性康复者，“这也是表明态度释放积极信号，让更多企业树立科学理性的用工心态，摒弃自私自利的‘偏见’”。
      
       前天，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两个“希望”令人动容：“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尽快让这些在求职路上跋涉的人们，尽早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都能够工作得安心、踏实。”
      
       是的，安心和踏实，才是“阿芬们”珍贵的如常。
      
       也是我们应该尽力牢牢守住的法律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