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
      
       电视剧《人世间》透过东北江辽省吉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道工人周志刚一家三代近50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头十余年间纷纭繁复的人世间景观，带给广大观众以丰富而深厚的意义品味。这部剧诚然可以从若干不同视角去评论，但在这里不妨简要地说，它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一个鲜明的信号，表明探索日久的中国式现实主义文艺范式在此刻已臻于成熟之境。
      
       这部剧在外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结合或交融上有着突出的建树。作为创作原则之一的现实主义，在进入中国后一百余年间，历经“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若干阶段探索，在这部剧中终于找到一条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演绎成不妨暂且称为心性现实主义的中国式现实主义原则。心性或称心学，在这里是一个可以包括儒家的仁义之心、道家的天地之心和佛家的即心是佛等诸多学说的以人的心性涵养为核心的思想传统和行为模式，要让真理在主体的心性涵养中获得自明，释放出丰富而又蕴藉深厚的意味。此前的一些年代剧，如《金婚》（2007）、《温州一家人》（2012）、《圣天门口》（2012）、《正阳门下》（2013）、《父母爱情》（2014）、《平凡的世界》（2015）、《鸡毛飞上天》（2017）、《白鹿原》（2017）、《情满四合院》（2017）、《大江大河》（2018）等，都已经在这种心性现实主义范式探索上作出了彼此不同而又同样重要的美学建树。而正是在《人世间》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的跨门类文艺转变中，这种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在以往探索基础上显示出成熟的美学风范。
      
       其一，仁厚评价渗透于真实描绘中。这部剧对于过去50年间中国社会历次风云变幻都作了没有刻意回避的如实描绘，让观众能够在心灵深处唤起深切共鸣，仿佛周志刚和李素华夫妻间长期分离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一样。再有就是没有沿着“好人有好报”的套路走下去，而是忍心让好人遭遇偶然或必然等原因造成的苦难。作为郑娟和周秉昆心头肉的儿子周楠，不料考入美国大学后突遇枪击而亡，而周秉昆又在愤怒地与骆士宾的搏斗中致死对方而入狱，这个历经重重苦难而修炼成的模范夫妻之家骤然间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实在是好人却无好报。但与此同时，该剧也没有让观众一悲到底而不可收拾，而是在对于悲剧性苦难的如实描绘中始终渗透入中国式心性智慧，特别是儒家式仁厚之心及“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坚韧毅力的传达。这在剧中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全部人物几乎都没有一坏到底之坏人或恶人，而是多数是好人，即使是少数有过失或过错的人物也都有其善的或由恶转善的机会。曾经出于私心而对周秉义恶意举报的德宝和春燕夫妻，最终也由于周秉昆和郑娟夫妻的仁厚、怜悯、仁慈之心感召而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六小君子”群体中，和好如初。这显然是真实性追求受到仁厚之心的过滤或制导的缘故。
      
       其二，理想抒发与冷峻反思相交融。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品，无疑需要对于所描绘的当代社会现实予以冷峻的审视。这一点该剧确实做到了：对于所涉及的当代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现实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该剧都没加回避。对于周秉义周围官场中那些不法之徒或不正之风，包括他的“哥们”姚立松的腐败和堕落等不良现象，该剧主要通过周秉义的正派作风及其坚守之不易，以及对于姚立松的诚恳规劝，作了无情的暴露。相比而言，该剧注意高扬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能动性一面，特别是让这种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不仅来自中国城市的普通市民周志刚和李素华夫妻的日常言行中，而且也来自郝省长和金月姬夫妻等正派高级干部家庭中，并且更让这种优良传统在这两个家族的后代中获得传承。当郝冬梅向母亲金月姬责备丈夫周秉义不帮助即将被出版社开除的周秉昆说情时，金月姬回答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都是从小事开始的，现在社会上公权私用的现象越来越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要是人人都觉得手中有权、不用作废，那这个社会就离崩溃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秉义是对的。”这席话体现了当今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引导力。而周秉义在工作中也确实是这样以身作则地履行的。他不仅身正廉洁而且力求开拓进取、为民造福，在明知喝酒伤身的情形下，为了争取投资商，竟然带着胃痛的虚弱之身去拼酒而住进医院。这样的正义为官的风范，始终受到正面力量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引领。
      
       其三，从本质洞察到传神写照。这部剧不是像在19世纪欧洲狄更斯、巴尔扎克、库尔贝等经典现实主义文艺家手中那样，要透过社会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刻画而获取对于现实的本质或规律的科学性认知，而是自觉地传承了中国式兴味蕴藉传统，在周志刚家族故事以及相关故事的叙述中留下了大量不予硬性评价的“空白点”或“未定点”，蕴含意味深长的意义空间，允许观众自动进入其中去填空和品评。对于周家三兄妹的人生道路，观众完全可以引申出各自的不同体验和评价，无论是仰视、认可、赞美，还是不解、反对、鄙夷等。当然，如果观众仰视但无法企及周秉义刚正有为的上层为官之道，理解但不认同周蓉孤芳自赏的为学之道，怜悯而赞美周秉昆憨实仗义的普通打工者之道，也都是正常的事。对于所描绘的人世间风云，该剧留下了多义、不确定而又可以反复回味的广阔空间，而把终极仲裁的权利开放地留给观众。一边看周家三代故事演变，一边回想自家人生历程，观众想必都会给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多样而又合理的评判。当这些六、七十高龄的老者，年届四、五十的中年人以及正当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把自己不同的人生体验竞相投寄到故事缝隙之间，得出他们各自的人生体验和领悟时，该剧的叙述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好作品的意义，不应让观众感觉一览无余或只获得一种解读，而应余意丰盈，余兴悠长，让他们在作品的“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中自主地领略其传神写照的多义美学效果。
      
       如果谈及还可以提升的地方，那就是该剧如果能够在有关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史识上有更具原创意义的艺术发现以及更有力度的深刻批评和热烈赞扬，当更佳。尽管如此，《人世间》通过长篇小说和电视剧的牵手，已经共同助推中国式心性智慧引领现实主义精神原则，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这条经验想必可以给予当代同类题材叙事类文艺创作以有益的美学范式启迪。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