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读罢虞云国先生的新书《从中州到钱塘》，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作者知人论事时的冷静与克制。特别是置于当下这个对宋朝评价持两极分化的时代——贬者陷于“积贫积弱”的弱宋传统论述而不能自拔，赞者将宋朝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更显得这本书的公允与理性。
      
       在《从中州到钱塘》中，作者写到了不少宋朝皇帝，不妨一一看看作者是如何评价赵官家们的。
      
       本书第一个重点写到的宋朝皇帝是宋真宗，他在历史上的关键词是“澶渊之盟”和“天书祥瑞”。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认知中，“澶渊之盟”是一个带有耻辱性质的不平等条约，虞先生虽然对宋真宗总体评价并不高，但还是在《再说宋真宗及其时代》中公允地写道：“澶渊之盟是一个平等的条约（绍兴和议不宜与其混为一谈），也奠定了百余年的和平格局，无疑应该肯定。”
      
       至于天书祥瑞，本书有专文《天书闹剧中的抗争与喑默》，将这场闹剧定性为“纯粹是皇帝自树权威的自娱自乐，却劳民伤财地前后持续十余年，是两宋史上近乎疯魔的宗教狂热与政治笑话”。
      
       从总体上说，作者既承认宋真宗有容人之量，对妄议圣上者“容之而不斥”，也将宋真宗时代定义为“仍处于王朝上升期”，“士大夫政治正处于育成之中”。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宋真宗本人至死都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历史定位。他因为对澶渊之盟耿耿于怀，因此对天书封禅寄予厚望，视作挽回澶渊之盟之耻、全面提升个人历史地位的“盛事”，没想到，这反倒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他可能到死也没搞明白，他是因何荣耀，又是因何蒙羞。
      
       如何去描述和定义一个总体评价偏中性的皇帝，虞云国写宋真宗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范本。从作者对宋真宗一生两件大事的一褒一贬可以看出，他的历史人物观是“温情与敬意”和“冷静客观”兼而有之，不说过头话，就事论事，将道德视角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不迷恋于建构一个过分追求同一性的整体论述。
      
       宋朝公认最好的皇帝是宋仁宗，而评价一个好皇帝的难点在于，很容易陷入求全责备或顶礼膜拜的两难陷阱。在《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一文中，作者在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我们没有必要顶礼膜拜宋仁宗那样的‘仁君’……但倘若把宋仁宗与明清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专制者做比较时，孰优孰劣的公道结论还是不言而喻的”，这或许可以算是本书评点宋仁宗的点睛之笔，好皇帝既是一个客观标准，也是一个纵向比较的相对概念，好不好，是需要比的。
      
       这也正如作者整体评价宋朝时所说：“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
      
       我想，这样一种看历史的开放和兼容心态，正是我们阅读历史的必要性之一，也是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知人论事中可以学到的。除了一些具体的历史结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我养成这样开放性多元性的历史观，对历史人物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之同情。
      
       虞先生自然也有评价不高的皇帝，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就宋徽宗，传统论述偏重于强调他的无心政事和醉心享受，以致破国亡家，但虞先生则更注重论述宋徽宗作为专制帝王的一面，凸显他恶化北宋政治生态的一面。他在本书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宋朝》一文中指出：“宋徽宗继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变法彻底变质；同时全面放逐异见派官僚，以期与蔡京等代理人独掌中央控制权。”
      
       而对于宋高宗这样一位“中兴之主”，虞先生的批评甚至更为激烈，这种批评同样是基于对政治生态的破坏。他在《宋高宗的绍兴体制与南宋的转向内在》中指出，“绍兴体制”是宋高宗一手打造的专制集权体制，这一专制集权格局，笼罩在整个南宋政治历史之上，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以帝王术而论，宋高宗绝对是少有其比的高手。他之最后选择了秦桧，并且默许他登上权相之位，就是亟须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确立并打理与绍兴体制有关的一干棘手政事，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
      
       除了皇帝，这本书还对两宋的几大权相，特别是君相关系有很精彩的论述，比如写到了南宋四大权相，“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南宋权相专政，累计长达70年，令人侧目，也为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秦桧之为权相，完全是宋高宗出于打造绍兴体制之需君权独运而主动授权的，那么，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的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特别是所谓奸臣的评价，我个人并不反感近年来备受争议的“道德视角”，比如一个人上千年来都被说成“奸臣”总是有原因的，古人未必有我们这个时代想象中的那么迂腐和不知变通。“道德视角”也参与构建了历史，甚至可以说也是历史本身，比如，你大可以认为韩侂胄、贾似道不是奸臣，但不能否认他们在历史上的确被视作奸臣，并且，去研究去尊重古人的此种“道德感”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尊重“道德视角”的前提是，我们也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道德视角只是阅读历史的视角之一，这个视角有多重要，见仁见智。但是，这个视角不能是唯一的视角，这就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也不能完全摆脱道德视角一样，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由观念构成的真实世界中。
      
       在我看来，如何评价一个皇帝或一个朝代，基于史料出发的客观标准自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宽容个人价值观和态度的存在。司马迁、陈寿、司马光这样的大史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偏好，所谓“太史公曰”和“臣光曰”。同样，作为当代历史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读者，都有权利基于自己的思想资源、社会关怀、世界观和个人偏好，建构自己的历史人物评价体系。当然，这同样也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多读书，尽可能多地熟悉史料，空口无凭的“自由思考”和“批判式思考”是妄人所为；二是要理性面对争议和不同意见，争议永远不是问题，我们读历史的目的不是解决争议，而是了解争议，争议让历史更充满魅力，让我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更多元更深入。
      
       如何谈论历史人物，评点历史人物，虞云国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范例，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