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传颖
      
       由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突破式发展而引发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回归，成为2021年全球传统地缘政治领域面临的新挑战。
      
       新兴技术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各国政府对其认知的挑战，继而放大了政府对于新兴技术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安全焦虑。它主要表现在对国外技术的不信任，对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过度焦虑。新技术民族主义加剧了国家间相互不信任，对国际政治稳定和世界经济合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生，政治学者巴克利敏锐地发现，“结合了地缘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考虑的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比传统的立场更复杂和更具破坏性、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加剧了去全球化和脱钩”。
      
       新兴技术所具备的创新性、颠覆性以及未来发展的未知性，共同构成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美国将新兴技术定义为对维护国家军事、情报、经济等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或具有潜在重要影响的技术，包含超算技术、人工智能等20个技术领域。白宫《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指出，由于某些新兴技术尚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并且技术具备全球扩散的新特征，因此技术的风险管控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应用会打破旧技术保有者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新旧技术保有者之间的竞争将滋生行业内的不稳定因素。
      
       新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背后离不开国家安全思维的推动。各国将新兴技术潜在的技术威胁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并以泛化的安全思维来应对新兴技术的威胁，在多个领域掀起对新兴技术安全问题的审查，从产业、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视角来审查本国企业与外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种基于国家安全优先观念的应对思维。比如，美国国家反谍报与安全中心警告美国企业，不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领域同中国展开合作，以保障美国关键领域的经济技术领先地位。
      
       新技术民族主义引发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在技术领域的兴起。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在新兴技术领域维护霸权的做法，接连发布了《美国供应链行政令》《关于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不受外国竞争对手侵犯的行政令》等多个行政命令，并且更新和制定了商务部、财政部和国防部的三张实体清单，矛头直指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和机构。在美国不断加码的技术霸权主义行径推动下，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的新兴技术力量被迫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加快本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使得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自主技术研发的重要性，随即加大对本国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研发力度，参与到自主研发新兴技术的竞争之中。
      
       如果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曾经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之源，新技术民族主义则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给技术发展和全球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新兴技术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算力”“通信基础设施”的支持，而这背后则离不开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全球化的用户市场和高端产业的全球分工协作。然而在新技术民族主义思潮下，新兴技术赖以发展的数据、算法、算力和通信基础设施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数据本地化存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趋势；算法因为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被禁止出口；算力背后的高端芯片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域，引发了全球性的芯片断供危机；5G作为联网的通信基础设施，引发了一场由美国政府主导的所谓“清洁网络”的行动，强迫其他国家政府不采购华为5G通信设备。
      
       由此可见,新技术民族主义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技术、商业和安全危机。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继续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区块链、大数据等领域不断突破，新的问题也会不断产生，新型数字鸿沟不会就此消失。新兴技术的治理、高科技外交将会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议程。多利益攸关方、敏捷治理等脱胎于技术治理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也会对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因此，国际社会亟需不断增强国际和国内治理能力，建立新兴技术规范，强调科技向善。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