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
      
       《张謇传》是张謇先生（1853—1926）的人物传记，原名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作者是传主之子张孝若。张孝若以父亲自订《年谱》为骨架，以新兴的白话文书写方式，详细记录了张謇的辉煌一生。正如作者所说，“我做这篇传记所依据的东西：不是我亲见亲闻的，就是见于我父著作，或亲友传述的。我必诚诚恳恳，原原本本写出来，没有一句假造粉饰的话，也没有一件靠不住铺张的事。”这部20多万字左右的传记甫一问世，在当时就引来不少社会关注，出现一股不大不小的“张謇热”。
      
       如何评价张謇，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孝若自己也承认：“我构思设计，要作我父的传记，转眼将近二年了。有时候已经要动笔，但想到写我父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得不妥当，反而失掉我做传记的本意。”其实，一直以来关于张謇的研究，不仅富有争议性，而且他的历史遗产是被低估的。重新发现张謇的时代意义，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张謇精神的重新发现。正如21世纪初期南通的主政者罗一民所说，张謇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城市精神就像人的灵魂，像我们说的核心价值一样，能代表整体状态。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与不好，要看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精神动力。张謇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时候，也打造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南通近代的城市精神是张謇一手孕育出的，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张謇是一位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人。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同时代的人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张謇没有读过新式学堂，也没有正式出国留学，他的弃旧趋新便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翁同龢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张孝若也曾经形象地刻画了自己父亲的改革形象，“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张謇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者，更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在实业领域，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第一所气象台“军山气象台”、第一个现代化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在教育领域，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第一所本科制民办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在文化与慈善领域，他创办了第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盲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等。近代南通被现代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不仅是对南通与地方治理而言，还包括整个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民国成立后，张謇出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任职期间，张謇不仅致力维护共和政体，而且全力实践他实业救国的理想，采取了制定经济法规、制定税则、对民用企业实行奖励补助等措施，力促振兴实业。所以章开沅先生认为张謇的社会影响力是一般人难与比拟的，“其辐射作用决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
      
       如果同美国的开国人物作一个比较，张謇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一书作者罗恩·彻诺认为，汉密尔顿集思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和新政府架构的主要建筑师，汉密尔顿设计了能让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平稳运转的一整套机制，包括一个预算体系、一个长期债务体系、一个税务体系、一个中央银行、一个海关系统和一支海岸警卫队。凭借这些举措，他为“行政能力”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如果说是杰斐逊谱写了美国政治论述的必要华丽诗篇，那么可以说是汉密尔顿拟就了美国的治国术散文。”
      
       作为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张謇的爱国主张和救国实践对百年中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一就是伟大的爱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说：“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编者注：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时，习近平还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具有研究与借鉴的意义，而且对一个大时代来说，更是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精神坐标。历史学家姜义华先生认为，张謇有着世界的视野和宏大的理想，但始终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从一件一件实事做起，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表现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个体化精神与整体化精神相砺相长、戡天役物精神和与自然谐适的精神相砺相长、世界化精神与本土化精神相砺相长的特征。
      
       时代的变革离不开张謇精神，从近代到现代，张謇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罗一民评论说：“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张孝若也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10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腐的成见”。科学与人文主义同样是张謇精神的内核。吴良镛院士认为，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中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日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
      
       当时在中国富有影响力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裴德生在实地探访南通后，于1921年3月26日发表的题为《张謇：中国的城市建造师》文章中说：“通过南通这个模范城市的建造，张謇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树立了里程碑，孤立于那些受外国影响的城市之外，没有铁路带来的便捷，也没有走商业发展的寻常路线。南通成为张謇与其同僚和亲属（包括其子张孝若与其兄张詧）行政才能、视野与组织能力的不朽作品。”因此，重新定位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设计师，无疑是一种治理现代化近代本土资源的再发现，具有丰富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