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知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电视剧《装台》自播出以来,在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形成了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该剧的成功,在于艺术性地表现了创作者质朴的精神追求和普通劳动者的价值观之美。本期文艺百家特别约请原著作者陈彦和评论家仲呈祥从不同角度撰文,为读者和观众解码“《装台》现象”。
——编者
一
《装台》从小说到电视剧,尤其是在央视一套热播后,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装台”成为不平凡之年的“流行词”。“我们都是装台人” “你为我装台,我为你装台,大家来装台”,这是当代每一位中国人都发自肺腑的豪言壮语。“装台”乃电视剧《装台》的精神灵魂。
从表层看,作品呈现的是城中村的刁大顺带领一群进城的务工人员为秦腔剧团演出装台的酸甜苦辣的平凡故事;但从深层看,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装台”是象征、是意境,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每一位中国人都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找准自身的位置,用诚实劳动为这个大舞台添砖加瓦。大家来装台,社会就发展,梦想成真!如果互相拆台,社会不和谐,希望则无望。
“装台”现象激发出来的 “装台”精神,正是文艺为时代、为人民提供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正能量。如电视剧《士兵突击》,留给人民“不抛弃、不放弃”的拼搏精神;电视剧《亮剑》,喊出了 “敢于亮剑”的时代强音;电视剧《装台》传递出的这种精神正能量,弥足珍贵。
二
《装台》的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是以装台职业为轴线延展开来,并迁徙至城市乡村各个角落、各类演出的装台故事;二是以刁大顺及其弟兄们的家庭生活为轴线发散开来,并延伸至城中村各家各户乃至整个社会情状,这决定了《装台》有着极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极广大的社会视域。《装台》的镜头聚焦于以刁大顺为代表的一群底层普通劳动者以诚实劳动“装台”的平凡故事,是否如有的批评者所说是“生活流”、调子“较低沉”呢?
在我看来,这种批评不能成立,这是一部从电影《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野山》《老井》一直延续下来的真真切切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品力作。小说原著者陈彦曾在秦腔剧院工作过三十来年、当过十余年院长,还经常到西安的“城中村”中去深入地了解人、体察人、思考人,可以说,他所审美观照和描写的生活,已烂熟于心;他想塑造的一群普通劳动者形象,都呼之欲出。
由于小说奠定的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加上编剧马晓勇真正吃透了原著的精髓,把小说消化了、揉碎了,用闪耀着小说现实主义精灵的丰厚的生活元素,按照电视连续剧独特的艺术规律,实现了从小说语言审美思维到电视剧视听审美思维的成功转化,从而使荧屏上现实生活氛围的营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生活化、方言化塑造,都达到了当今中国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流水准。譬如,他把小说中刁菊花这一人物的结局,按照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观众惯常的审美期待,增添符合生活逻辑发展的情节,让她入情入理地完成成长与精神嬗变;刁大顺夫妻的最终结局,也对小说作了更能满足观众审美期待的改动。这些都是从小说到电视剧在忠实于原著灵魂基础上实现文学思维到视听思维转化的可然应然之事。这也正是令广大观众精神、情感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缘由。
刁大顺的婚姻,前妻过世了,续娶的又跟着别人跑了,好不容易天赐路遇了同样命苦求生的蔡素芬,不料又被追寻来的痴情三皮给盯上了;刁大顺的事业,带着一帮农民工“装台”,吃苦在前,分钱在后,被克扣了工钱,自己少拿却不肯亏了伙计。他真是既直面人生,自强不息;又克己为人,厚德载物!他是底层普通劳动者以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厦舞台添砖加瓦的典范。其余的几组重要的人物关系设计,无论是三皮对蔡素芬的执着单相思,还是二代对菊花的深情挚爱,抑或是疤叔与八婶的藕断丝连,都表现得鲜活生动,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全剧对观众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和代入感,使大家能从荧屏上或多或少地照见自己的身影、反思自己的灵魂。
至于说《装台》是否调子 “较低沉”?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格调是健康的、向上的,是直面人生、开拓未来的。即便是那位总是怨尤生活对自己不公的刁大顺的女儿刁菊花,最终在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的荡涤和善良人性的熏陶下,也入情入理地奔向真善美!而刁大顺虽然姓刁,人性却非但不刁,且很诚信善良;命运虽然不顺,先后两位妻子都或故去或离他远去,他却直面人生,坚韧不拔,隐忍向前,始终带领大家用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生活。一部建立在真诚与真实基础上的,能激励大家都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社会大舞台“装台”的作品,能说它调子“较低沉”吗?
这里,有一个必须辨正的认识误区:诚然,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倡文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讴歌英雄人物、礼赞精准扶贫、抒写革命历史,这都是需要大声疾呼的;但切忌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忽视乃至排斥为普通劳动者传神写貌,因为这理所当然地也是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了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情礼赞,离开了“为生民立命”,那么对伟大时代的画像、立传、明德则必然是不完整的。两者互补生辉,才是系统思维,才是更全面、完整地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
三
《装台》的创作班底,主要成员是来自西影厂或与西影厂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的电影人。由此,《装台》现象与振兴“西部电影”,也就成了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的恩师钟惦棐先生喜见西影厂《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野山》《老井》《黑炮事件》等佳作迭出,他深情地给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写道:“巩之固之,建之树之。务期成为大家的经验。因为它们形态各异。以风格论,一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在传统的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一是基于现实,力图表现上的再创造……”他盛赞把镜头对准西部基层人民群众的创作方向,反对脱离生活、远离民心的“宾馆创作”。这确是远见卓识,与今天我们力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完全一致的。
《装台》在叙事上跌宕起伏、张弛有度,既有感人的生活细节,又有深沉的思想意蕴;既有真诚的社会讽喻,更有温暖的人性关怀。在人物塑造上则是将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世态万象、世情冷暖中尽显“小人物”们的心存良知和满怀希望,在苦难与奋进中彰显人物喷薄而出的强劲生命力。该剧扎根现实、书写人民、以小见大、不落俗套。《装台》的成功,是西影创作优秀传统与时俱进的结果,为我国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