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融合，学术是内涵，话语是表达，二者融为一体。学术话语体系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后者的继承性、主体性、偏好性、局限性更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能不能客观、清晰、合理地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能不能超越西方中心论、单线进化论，以世界眼光、中国经验对全球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知识界需要认真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姜义华的《中华文明的经脉》系统审视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也深入反思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实践体系与话语体系，提出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构的问题。
      
       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最初按照日本学者构建的体系来审视中国历史，后来又按照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重构中国历史，现在又用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的那一套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体系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亦步亦趋跟着人家来解读我们自己的历史，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系统、独立的研究。姜义华认为，从亚当·斯密、黑格尔到斯大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所秉持的都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一种以欧洲近代以来全球扩张为整个思维基点的平面历史观。他强调，我们不能再用外国人对中国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的认识和研究所形成的解释，当成经典，当成普遍法则，当成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规范，人云亦云。
      
       今日，中国现存的学术话语体系越来越制约中国的学术创新、社会发展、文化自信，亟需重构，但究竟应该如何重构？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认真的清理，合理的传承，不能一味地批判、憎恶、厌弃。姜义华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坚持以人而非以鬼神上帝为主体，以人道人事人伦日用而非以超越人世的彼岸世界为中心，以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中国的价值体系包括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以“以义制利，以道制欲”为核心的经济价值体系，以“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德施普也，天下文明”为核心的世界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是管理型制度体系，而非博弈型制度体系。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直将人而不是神，将人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交往、社会治理而不是将宗教信仰或将对物的崇拜放在整个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只有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有了全面、深入、真实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分辨是非，传承其合理的成分，进而融合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创新。
      
       其次，我们要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流变过程有一个全面、深入、客观的理解与研究。郑永年指出，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进步，到20世纪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论述”基础上的，而后才转入微观论述，而中国的知识体系并没有经历这一“宏大论述”过程，却直接在西方的“宏大论述”基础上进入微观研究阶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不断创新，姜义华认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具有某种相通性。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坚持以现实的人、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为全部知识的出发点，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这和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体的人为本、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直到天下的命运共同体为最高价值，很自然地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印证、相互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际生活那里开始实证的科学，这和中国传统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知识体系非常容易衔接和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和中国《易经》的“一阴一阳为之道”、《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儒家倡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辩证思维相适应。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都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传统、历史脉络、现实经验、实践需求、民众诉求进行创新。
      
       最后，我们要对中国本身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历史和现实有一个深刻、全面、系统的了解。尊重历史，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同情与理解，对长期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制度与观念不要轻易否定，而要深入发掘其存在的根基与合理性。也要认认真真研究全球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发展，研究世界各种文明的历史脉络、存在的历史条件、合理性与发展现状。在对中外历史与现实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自觉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