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费明君（1911—1973）是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的译者，据说掌握日、俄、英等多国语言。1949年他由震旦文理学院调华东师大中文系任副教授，讲授外国文学。
      
       经检索上海图书馆藏书目录及旧书网站可知，费明君名下译著几乎都在抗战胜利后所出。
      
       费明君的翻译方向大体为波兰及俄苏文学经典，且多据日译本转译。兹以出版日期为序，罗列如下：
      
       1.莱蒙脱《农民》（四部曲），神州国光社1948年11月初版
      
       2.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神州国光社1948年11月初版
      
       3.马克斯原著，阪本胜编剧《戏剧资本论》，神州国光社1949年4月初版
      
       4.《唯物史观中国史》，永祥印书馆1949年8月初版，10月校正再版
      
       5.高尔基（戏剧）《蒲雷曹夫》，长风书店1949年10月初版
      
       6.高尔基选集《三天》，上杂出版社1949年11月第一版
      
       7.高尔基选集《监狱》，上杂出版社1950年7月第一版
      
       8.N·G·车尔尼舍夫斯基《做什么？》，神州国光社1950年2月初版，1950年9月泥土社出精装初版
      
       9.10.高尔基戏剧全集第九集《华莎·席列兹诺娃（初稿本）》、第十八集《华莎·席列兹诺娃（改编本）》，泥土社1951年3月初版
      
       11.A·托尔斯泰《加林的双曲线体》，泥土社1952年1月初版
      
       12.伊里夫、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泥土社1954年4月初版
      
       注意到1947年，费明君在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发表高尔基小说《书》《动荡》译文，在《动荡》译后记中写道：“关于翻译，依据日本改造社《高尔基全集》第九、十卷，黑田辰男与村田春海的译文重译的。他们所依据的原本是1927年苏联国立出版所发行的高尔基全集。”日后费明君的多本高尔基译作，或均取自类似版本。
      
       那么，诸多译本质量究竟如何？其中竟有一本险些发生“事故”。
      
       例如《唯物史观中国史》出版后，因错误频现而议论纷纷，出版方请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校正古代和中世两部分（第33至75页）。吕先生编有订正表及《校记》，又另写书评短文《评某著中国史》，举例批评原著的不当之处，并提及译者的责任：“译序云：原著征引中国典籍杂志的地方，译者都尽可能地搜寻原文照录。遇和原文有出入时，便依原文订正。而以予所见，则未曾订正者甚多。”
      
       1952年6月9日，出版总署关于一些报刊对某些出版物提出批评问题给华东新闻出版局的指示里，指出永祥印书馆的出版条件“非常薄弱”，“有不少出版物受过严厉的批评”，其中费明君译《唯物史观中国史》首当其冲，并对该社给出“初步考察意见”，责令其“对于文艺性的出版物必须考虑放弃”。这批评无疑相当严厉。
      
       平心而论，此书的主要问题在选题及原著。译者并非中国史专家，其责任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但有读者对费明君所译《做什么？》提出的善意批评，则不那么易于推脱：
      
       最近我在看费明君译的《做什么？》（车尔尼舍夫斯基原著），其中第九章，开头这样译着：“实际上，中国人之间，远不如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来得更大，和中国人的比较起来看时，正如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底脸孔是同样的、还有着同样的风俗习惯是完全同样地，被认为只有一种典型的这些近代人之间，也是如此。”再读下去，差不多整个这一章，都充满了类似的“难句”。我问过几个文化较高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必须多读几遍，才能领略其三。（牧子《看不懂的译句》，《新民报·晚刊》1953.4.22）
      
       读者所指译文，来自该书第三章第九节（第395页）。以之与1998年译林版魏玲的译文比，后者委实容易索解：
      
       欧洲人置身中国人当中，面貌和举止都是一个模样，这仅只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远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所能相比。同样，在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中，由个性不同演变而来的差异，要比所有其余各种典型相互间的一切差异更多，也更明显。
      
       翻译领域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牧子举了鲁迅曾被讥为“硬译”却读来笔调流畅的例子。以此为准绳，则费明君不顾教职繁忙，硬是用业余时间将厚厚一本著作扛下来，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致使译文质量出现瑕疵，还来不及修改，总也是事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