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笑添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持续近12个小时的“孙杨暴力抗检案”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结束。这场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杨和国际泳联（FINA）的听证会，应孙杨方面的要求全程公开，这也是CAS史上第二次公开审理的案件。经历了上诉人提交证人证词、各方陈诉和辩论程序之后，听证会以孙杨的总结陈述作为收尾。陪审团并未当庭宣布仲裁结果。
      
       据外界预测，本案的结果很可能明年初才会公布。若当事方对此不满，可在30天内向瑞士联邦高等法院继续提出上诉。对于听证会，孙杨认为过程令自己满意，有信心胜诉，并希望能借此次事件促进WADA在开展工作时更好地遵守规则和尊重运动员。不过，当事人同时也对事件及听证会提出了三点疑问：代表国际泳联的授权兴奋剂检测机构IDTM在事发当晚进行飞行尿检的三位药检人员为何缺席听证会;为何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未被允许在听证会上播放;以及在今年游泳世锦赛前，为何有澳大利亚媒体获得并公开报道了本应保密的国际泳联报告。
      
       孙杨强调助检官资质存疑
      
       听证会伊始，孙杨就解释了为何要求公开审理，“事发当晚，我们发现检查人员资质不符，必须当着全世界的面，把经过一五一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展现给大家。所以今天要公开听证会，让全世界看到事情的过程。”整场听证会的核心争议在于，IDTM的药检人员是否全部都需要具有并出示相关资质，以及在检测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WADA认为，孙杨“有明显的个人责任”，是对药检规则的公开违反，“表现出难以置信的不谨慎”；而孙杨方代理律师则声称，较之于被卷入冲突的孙杨，未携带必要文件的主检官更不谨慎。
      
       孙杨与WADA的争议始于去年9月4日晚间的一次飞行药检，在药检机构IDTM受FINA委托对孙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孙杨认为助检官的资质存疑，拒绝让对方将血样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听证会上，孙杨详细描述了当晚的场景。据他回忆，负责检测的主检官携带了其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并出具了FINA的授权书，但血液检察官、尿液检察官等助检官并未出具相关资质证明。孙杨同时指出，主检官出具的授权书中并未出现自己的名字。“作为运动员，我当然会配合相关工作，但在完成抽血后，团队专家发现他们（检察官）没有证件和资质。”在咨询了队医巴震、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后，孙杨要求对方出具完整授权材料但被拒绝，随后引发冲突。作为现场目击证人，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则透露，自己曾提醒主检官能否出示电子版证件，但对方依然没有提供。在孙杨看来，倘若将血样交由资质未经证实的人员手中，存在着被“动手脚的风险”。
      
       不过，针对“暴力抗检”的说法，他与出庭作证的母亲杨明均进行了澄清，称主检官已同意留下装有血样的血瓶，但需要带走外包装，杨明为此找来小区保安将外包装分离，血瓶本身并未损坏。与此同时，孙杨表示，在进行这一行为的过程中，主检官从未告知相关后果。而当被多次问及“如果告知后果如此严重，是否还会这么做”时，孙杨一而再地强调，不愿进行此类假设。
      
       WADA称药检人员授权文件并非强制要求
      
       对于助检官的资质问题，WADA官员斯图尔特·肯普在以证人身份出庭时解释称，药检人员需要提供完备的授权文件只是作为指导精神而非强制要求；在孙杨案件中，主检官已获得了完备的授权，负责血检和尿检的人员不必提供明确的资质文件，并且，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接受药检的运动员存在随机性与不确定性，FINA的授权书上也不必指明需要接受检测的对象。
      
       不过，孙杨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规则是应该相互遵守的”，这样的做法无法使WADA在开展工作时更好地遵守规则。这并非孙杨第一次接受IDTM的兴奋剂检测，据他回忆，在此前的数十次检测中，对方均提供了资质证明。
      
       孙杨在听证会上还披露了另一件事——自己与涉案主检官其实是“旧相识”，“2017年时他曾被我投诉，现在带着缺少资质证明的助理进行检测，本就使我无法对他产生信任。”在孙杨看来，更荒谬的在于，血液检察官曾拿出手机进行拍摄，“他说：‘我是你的粉丝，是进来看你的，想要拍照。’这很荒谬。国际比赛里，检测过程都是不允许拍摄的。在这种时候，主检官应当进行阻止，但他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孙杨母亲杨明表示，在冲突发生后，自己曾想要报警，却并未这么做，“到现在我都很后悔。应该让他们 （警察）来，把这些都记下来。”
      
       听证会结束后，孙杨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这是我的庭上最终陈述，我相信仲裁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裁决，还我清白。”结束瑞士之行后，他将回归训练，并等待仲裁结果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