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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4 第26,307号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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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

重读朗格

朗格著《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一九八二年版
       ■肖复兴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要将我的《音乐欣赏十五讲》重版,要求在书中的每一条注释后面添加引文的页码。这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旧书,当初是作为通识讲座的一种,我并非学音乐的专业出身,勉为其难,仓促上阵,书写得很不规范。如今,16年过去了,重新找回当年曾经查阅过的那些书籍,犹如重拾旧梦,真非易事。
      
       让我意外的是,那些书大多数是当年自己买的,居然都还在书架上,虽已经尘埋网封,却并未相离相弃。重新翻阅旧书,如同老友重逢,别有一番滋味。发现其中引用最多的是一本叫作《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的书。想起这本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琉璃厂荣宝斋对面不远的一家专门卖音乐书籍的书店买到的。这家书店很小,被左右两家店铺挤在中间,像一块茯苓夹饼。但是,它里面销售的有关音乐的书籍不少,这是我买到的其中一本。
      
       这是一本1982年的旧书,作者是保罗·亨利·朗格,译者张洪岛。说老实话,当时见识所限,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也没听说过这本书的作者朗格和译者张洪岛,是书名吸引了我,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它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几十年的光景,纸页粗糙,业已发黄,定价只要二元一角。现在想来,真是恍然如梦。如今,为添加注释页码,不由得重新翻看这本已经破损封面和被水浸湿印渍斑斑的书页,依然兴趣盎然,还有新的收获,不禁想起桑塔格说过的话: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
      
       这本书的原名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原书一共20章,《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翻译的是原书的最后六章。集中在19世纪。书名起得比原书名要好,将朗格以文学和文化为背景和底色书写音乐史的特点彰显。起码对于我这样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这样截取的断代史,比从猿到人的写法,显得更接近,更亲切。21世纪之后,我国出版过这本书的全本,书名恢复原名《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但是,不如这本旧书影响大。
      
       这本书囊括19世纪几乎所有欧洲重要的音乐家,论述了浪漫主义时期从发生到鼎盛到衰微的全过程。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家,朗格既论及他们的作品,又不囿于作品,而是放在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在前后发展链中进行考察,其褒贬臧否,显得格外举重若轻,很多地方颇有见地,而不是一般的音乐鉴赏辞典,也不是学究式的学术术语的列阵驰骋。对比一些音乐史,如《牛津音乐史》或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等书,朗格的这本书,更为吸引我。
      
       他批评柏辽兹,一针见血,毫无扭捏:“缺乏对于精神事物的理解,他没有沉思冥想的能力……他的管弦乐队没有一刻停歇。它经常在变动,从这一种色彩到另一种色彩,有时清澈而优美,有时则粗糙而庸俗。”
      
       对于大名鼎鼎的李斯特,他说:“进行着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技师,哲学家,音乐学院院长以及僧侣等多种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了他的艺术达到成熟所需要的平静。因此,他的作品是不平衡的,伟大的作品很容易为许多应时之作所掩盖。”这样的批评,至今依然具有现实的警醒之意。
      
       也有表扬,比如他高度评价瓦格纳,说他的作品“是一种剧院的语言,它不适宜狭小的场所,它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日耳曼民族的声音”。
      
       他说德彪西的“音乐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的过度敏感、坐卧不安、心慌意乱的分裂的精神状态,但是它却摆脱了那个时代所激起的强烈的情热,泪汪汪的多愁善感和嘈杂的自然主义”。
      
       前者,他着重于瓦格纳音乐的民族地位;后者,他着重于德彪西对浪漫主义晚期艺术弊端揭竿而起的意义。朗格说得都高屋建瓴,颇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而不纠缠一般的作品演绎。
      
       最有意思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于19世纪音乐两位保守派的评论。一位是布鲁克纳,朗格开门见山指出其是一个矛盾体:“布鲁克纳的艺术是纪念碑式的,但又是墨守成规的……严肃但又朴素,深幸但又常常是不幸的。”他进一步分析集中在布鲁克纳身上和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的价值和意义:“像他这样完全不合时代的艺术家是少见的,但是像他这样集中地反映了其时代的善与恶的艺术家也同样是少见的……他试图清除浪漫主义强加在音乐上的音乐以外的文学成分。”我见识浅陋,没有见过曾经有人这样剖析布鲁克纳的。
      
       另一位是勃拉姆斯,朗格极其肯定地说:“这位浪漫主义最后阶段的大音乐家,是在舒伯特之后最接近古典时期诸音乐家精神的。他的艺术像成熟的果子,圆圆的,味甜而有芳香。谁想到甜桃会有苦核心呢?写下《德意志安魂曲》的这位作曲家看到了这伟大的悲剧——音乐的危机。他听到当代的进步人士的激昂的口号‘向前看,忘掉过去’,而他却变成一个歌唱过去的歌手;也许他相信通过歌唱过去,可以为未来服务。”唯新是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有诱惑力的;而“向前看,忘掉过去”的口号,对于我们更不会陌生。从这样两个方面,朗格强调了勃拉姆斯的意义,今天重读,并不过时,仿佛是朗格贴近我们的耳语。
      
       重读朗格,不仅让我重温19世纪欧洲音乐史,也让我重新审视和面对如今的音乐和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当下的艺术,期冀我们拥有更多对于艺术纯洁而热情的信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