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觇标，设置在三角点或精密导线点上供观测用的标架。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第二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借助九位勇士在峰顶竖起的金属觇标，中国测绘工作者第一次测得世界最高峰的“身高”，彼时测得的8848.13米中国高度为世界采用。
      
       这一幕在上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攀登者》里被如实复刻。而这部“上海出品”本身对于中国电影的攀登同样意义非凡——立起了国产登山类型片的首个觇标。
      
       区别于国外同类型电影，《攀登者》的叙事重点落在国家荣辱、集体主义、骨肉深情；更在运用与世界接轨的电影工业标准的同时融入了东方美学意境。由内而外，影片蕴藏的诸多细节都指向了深刻的中国情结。
      
       探讨大我与小我，是《攀登者》独树一帜的命题
      
       队友的生命与摄影器材孰轻孰重？影片里，1960年的方五洲选择了队友，以致于登顶时没有影像佐证，中国人的第一次攀登成功没被国际登山界认可。由此，摄影机成了曲松林与方五洲之间不可逾越的高山，也间接导致了曲松林在1975年做出一次冒进的决策。
      
       作为影片编剧，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早在2014年已对当年的勇士进行过“抢救式”采访，1960年登顶成功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1975年代表中国女性登上珠峰的潘多，他们的独家记忆都被作家悉数珍藏。正因为此，阿来找到了中国登山故事独树一帜的命题：大我与小我。
      
       对于一代代中国人而言，大我与小我的命题并不陌生。深植于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东方哲学让我们时常做出为至高荣誉而不计个人得失的选择。这一点珍贵之处，恰是 《绝命海拔》 《北壁》《极盗者》等国际知名登山片里从未涉及的精神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当故事里的曲松林和方五洲时隔13年再见，人物间微妙的张力，被观众评为回味无穷的场面之一。
      
       事实上，影片能引发中国观众独有共鸣的岂止一处。若以“人为什么要登山”来区分《攀登者》与其他登山电影的差异，答案里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情感内核。大而化之地讲，1960年与1975年两度登顶，都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一群不凡的灵魂证实了中国人民可以踏遍每一寸国土。个体分析的话，在共同的国家荣誉下，勇士们各有人性的细节：方五洲想为1960年共同攀登过的兄弟正名，杨光带着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心意，女气象学家徐缨勇闯高峰则有爱情的动力……在为国登顶的主旋律下，大我与小我的雕琢，帮助人物从历史的尘埃中鲜活起来，击中观众的同理心。
      
       以精进的工业与独到的动作设计，赋予影片东方美学
      
       海拔8000米之上，无限风光在顶峰。不仅登山爱好者心向往之，登山题材也在近些年的世界影坛渐成气候。为什么中国人第一次登珠峰成功44年后，第一部登山英雄的故事片才姗姗来迟？
      
       电影工业是显见的缘由。登山故事难拍，首先在于影片对置景和特效都有极高要求。为了营造符合东方审美的意境，《攀登者》采用纪实镜头与电影拍摄相结合的方式。即片场拍一部分，从纪实的世界高峰画面里截取一部分，两相结合，天衣无缝。不少观众观看后，都为影片特效赞不绝口。◆下转第七版
      
       （上接第一版）
      
       但电影的创作毕竟不是纪录片。“光是真实还不够，要多加一点东西。”导演李仁港一直在思考，如何拍出和外国同类影片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用心想过，不会超过尺度，磨灭真实感，但同时想象空间也要大一点。”中国电影人在擅长的动作戏份，由此而来。
      
       片中最惊艳的一幕出现在1975年冲顶时，队员们用梯子抵御10级风暴的场景。那场戏是李仁港对登山电影前所未有的突破：他以动作片和武侠风格为基础，设计在风暴中让12名登山队员将自己捆绑在梯子上艰难求生的镜头。随着风力的变化，梯子如同巨浪中的一叶小舟，摇摆、晃荡。这一幕，也代表中国登山故事的一次探索，在大银幕上留下独特的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