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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5 第26,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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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要闻

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地方戏不断焕发新生的70年

中国好戏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代

向内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向外不断渗透进百姓日常文化生活

1962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左,资料照片)自推出以来数十年间在全国引发广泛反响。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期间,豫剧《重渡沟》(中,新华社发)、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右,演出方供图)等地方戏荣获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邵岭
      
       今年5月,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举行。17部参评梅花奖的戏曲剧目中,地方戏占了13部,其中还包括平时难得一见的少数民族剧种,充分展现了地方戏曲的姹紫嫣红、参差多态,更让人从不同侧面看到了地方戏曲如何更好地活在今天的舞台上。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地方戏不仅重新焕发出创作与演出活力,而且向内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向外不断渗透进百姓日常文化生活。在福建莆田,有“莆仙戏之母”之称的濒危传统大戏《目连救母》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被重新搬上舞台;在山东济南,每逢节假日的吕剧演出已经成为趵突泉景区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地方戏的繁荣与新中国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70年,也是地方戏不断焕发新生的70年,其背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日益得到确认。作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独有的艺术门类,地方戏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中华传统文化多样性最为立体和活态的展现。◆下转第五版
      
       (上接第一版)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对地方戏尤其是小剧种的存续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说到地方戏的新生,不能不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戏剧改革。多位研究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不仅拯救了大量在当时被挤压乃至遮蔽的地方戏曲剧种,对于地方戏尤其是小剧种的存续和发展,至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表示,1949年之前,京昆以外的地方戏总体是被忽略的,处于在民间自生自灭的状态。由此导致赢家通吃,而大量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艺术积淀、却没有获得关注的小剧种,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凋敝。
      
       事实上,即便是1949年之后,在如何对待地方戏、要不要扶持地方戏的问题上,文化界也有过争议。田汉等人基于对民间艺术的感情,提出应该百花齐放,让各个不同的剧种都有发展的机会和环境,这个观点在第一次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肯定,上升为国家的戏曲工作政策。傅谨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这样写:百花齐放的方针使得全国各地方剧种都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机会,尤其那些由小戏发展而来的剧种,不仅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歧视,反而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那之后,1952年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规模戏剧汇演。龚和德说,这次大会首先改变了很多文化界人士对中国地方戏曲的看法,继而使地方戏赢得了全国性关注。
      
       相关举措接连推出。1953年开展的全国戏曲剧团登记过程中,许多地方小戏被命名。这项工作为之后的剧种统计乃至新世纪以后的地方戏非遗认证打下了重要基础;2017年开展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时统计出的我国现有的348个戏曲剧种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戏改时期被命名的。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认为,戏改给地方戏曲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剧团体制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戏曲和戏曲人地位的提高。1949年之后,地方戏和京昆一样被视为建构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大量地方戏曲团体转制为国有剧团,获得了很好的政策保障和发展条件,创作活力迸发,涌现了沪剧《罗汉钱》、越剧《红楼梦》、评剧《刘巧儿》、吕剧《李二嫂改嫁》等一批新创优秀剧目。
      
       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出发,解决地方戏在物质保障、剧场建设、人才培养等环节上的问题
      
       在这70年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地方戏的发展取得过成绩,也经历过曲折,每一次前进,都意味着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应对各个阶段出现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首先纠正的就是之前关于传统戏不利于戏曲进入当代人日常生活的错误认识。正如傅谨所说: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的命运由此得以真正改变,打开了地方戏的新空间。在“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剧种和剧团纷纷得到恢复——比如广东省迅速恢复了粤剧、汉剧、潮剧、琼剧四大剧院,江苏省到1979年底已经有22个剧种的155个剧团活跃在全省各地,扬剧《百岁挂帅》、锡剧《珍珠塔》、淮海戏《三拜堂》等优秀传统剧目恢复上演,地方戏京剧化的倾向得到了及时遏制。
      
       荣广润用“迎来第二个高潮”来评价这一阶段的戏曲、尤其是地方戏的发展。“今天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一批中生代知名艺术家,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冒出来的;传统戏的整理和新编戏的创作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包括众多地方戏在内的戏曲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谷,市场萎缩,人才流失,一些地方剧种再度消失,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三次危机。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新世纪之后,戏曲发展再次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从顶层设计入手,极大增加了戏曲良性发展的几率。有几个节点尤其重要:2005年,中国启动国家级非遗认证,这一措施使得一大批在当时处于濒危边缘的地方戏剧种重新得到保护与扶持;2013年,当时的文化部颁布《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2015年出台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中,特别提出要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将地方戏曲的保护与传承纳入“十三五”规划。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好戏再度迎来春天。与此同时,文华大奖和梅花奖等国家级奖项,也有效鼓励了地方戏的传承、创作与演出。
      
       在专家学者看来,戏曲、尤其是地方戏在今天所迸发出的活力,是70年来不同阶段积累而成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戏曲在今天的升温,应和的是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认同。“把戏曲传承提高到文化战略的高度,把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要素来看待,在此基础上,着力解决戏曲在物质保障、剧场建设、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上的问题,这是以往所没有的。”荣广润这样表示。
      
       正是有这样的背景,尽管眼下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更加尊重艺术规律,避免一些形式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做法,但人们普遍相信,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正在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代。